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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說古代醫官制度
從時間上看,中國恐怕是世界上最早有醫官的國家。《周禮·天官》記載了當時設立醫官制度的情況:“醫師上士十二人,下士十二人,府二人,史二人,徒二人,掌醫之政令,聚毒藥以供醫事。”有關醫官的職責,鄭康成的《周禮注》說:“醫師,眾醫之長。”即由國家設立醫官,管理全國的醫療工作。王安石的注,則更加具體地解釋了醫官的工作分工:“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,故有府以藏,使醫分治疾瘍,稽其事,制其食,且有政令,故有史以書,有徒以役,諸醫受政令于醫師,聽其所令,則無用府史胥徒。”按照歷史學家的新看法,周朝已經是一個封建社會,在醫事上能夠有這樣完備的體制,也說明當時社會文明達到了較高的程度。

  醫,原字是毉,從巫,醫音。這意味著,醫與巫有著很深的淵源關係。外國的情形我們不太清楚,中國的醫學是從民間巫術發展而來的,這一點人類學者和民俗學者都作過認真考證,想必是可信的。

  中國有關歷史文獻也常常有“巫醫”或“醫巫”的記錄,如《尚書》、《大誥》、《康誥》、《說苑》、《韓詩外傳》等。上古人民對疾病缺乏認識能力,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碰上疾病,除了生理上的痛苦外,心理上的恐懼似乎更嚴重更難以克服,這時候求助於巫是自然而然的事,巫的祝禱、祈禳與咒語,是否真的能夠治病,這並不重要,重要的是有了巫術,他們對於生命就有一種依託和安慰。但隨著人們用藥經驗的逐漸豐富,人們在巫術之外,更加廣泛地使用植物藥及其他自然藥物來治病,並且由此增加了對藥物的信任和依賴,這樣巫與醫就開始分離了,當然這不是說巫的影響和作用就沒有了,事實上直到今天為止,幾千年巫的影子還沒有能夠從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完全抹去。

  醫藥在社會日常生活中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大後,一種新型的職業醫人亦隨之出現了。

  周代醫官制度,是在巫與醫分離,醫人取代巫師的主要地位的條件下正式建立起來的,它一方面體現了對醫藥的社會性功用的重視,一方面又是對醫人職業工作的強化和規範化,醫人的社會身份,借此得到了權威性的確認,他們成為上至宮廷下至民間不可缺少的技術之士,成為受到人們普遍尊崇的人。陳邦賢的《中國醫學史》一書介紹說,王與卿大夫的疾病,由醫師負責治療,一般平民的疾病,由疾醫負責治療,另有食醫,負責宮廷王族飲食的營養衛生,還有瘍醫,負責治療腫瘍、創傷。醫人的職業化,通過這樣細的專業分工,得到了充分體現。從醫學發展的角度講,周代的醫官制度,顯然有利於促進醫人技藝能力的發展,有利於中國醫學水平的提高。事實說明,遠在西元前11世紀~前8世紀,中國的西周顯然已經擁有了自己獨立的醫術,這在世界醫學史上是了不得的事情。隨後的幾百年間,著名的醫學人才紛紛出現,只不過由於史籍不全,很多著名醫人和他們的醫學事迹都淹滅難尋了,只有很少一部分人,如春秋時代名叫緩、名叫和的兩位良醫,偶爾在有關典錄中露露面,就已顯示了他們高超的醫術,還有戰國時期的扁鵲,直到幾百年後的漢代,由太史公司馬遷為他寫了傳,從傳中人們才得知扁鵲的知名度在那時簡直是家喻戶曉、婦孺皆知。同時,醫人們的醫學著述,也像醫人失傳一樣,未能名之於世。

  以春秋戰國時期學術的興盛來看,醫學方面的建樹似乎不會默默無聞,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,《黃帝內經》這一中國醫學史上的曠世之作和最高經典,它的著作時間,絕對不會遲于秦漢以後。《黃帝內經》最初的著者對於博大精深的中國醫學理論體系開創性的建設,與醫官制度在周代的建立,應該是同步的,文明之代的周朝,也完全有足夠強大的文化能力産生這部醫學大書。至於書中的一些文字表述帶有秦、漢以後的歷史痕迹,則完全有可能是秦、漢時有人對它進一步整理編撰的結果。稍後幾個世紀出生的孔子,對過去了的西周,充滿了文化上的敬意,他總是不由分說,就堅決表態道:“吾從周。”對於中國醫學的光榮歷史,假如我們也學習孔子的態度,沒有什麽不可以的吧。

  然而離開醫學本身,從政治上談周代的醫官制度,就會談出另一種非學術的話題來。不論什麽制度,建立制度的目的都是為政治服務的,因此談周代的醫官制度,亦免不了涉及中國王朝社會的政治特點。既然醫人在全社會已經成為不可缺少的技術力量,那麽使他們成為王朝政治的一部分,應該是統治者很容易就想到的,否則怎麽會有“掌醫之政令”一說,並且設為王朝中的天官呢。醫人廁身廟堂之上成為醫官,由這一地位的特點看,其政治性意味相當深刻。

  從有關史料可知,周王朝的統治者,確定“疾醫中士八人,掌養萬民之疾病”,看起來屬於“為人民服務”,這自然是天下為家、“天子牧養萬民”的意思,不用說作為治民術,這一舉措政治意義十分重大。然而關鍵之處卻又不在這裏,而在統治者首先把自家的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,最好的醫療保健人才——上士,首先是要收來供自家使用的,這正是以天下為家的另外一面,一種王朝政治根源性的自私自利的一面。

  周王朝的統治者是非常聰明的,他一想到政治的最終目的並不在於民,而在於治民者的生命利益,“人民”兩個字就放到後面的次要位置上去了。想當初,神農氏嘗百草發明醫藥的樸素的人道情懷,是再也不會重現了,原因就在於有了醫官制度。制度之下,人道不彰,這亦是社會發展的必然。

  周代既已開了先例,後代統治者們沒有一個不這樣效法的。到了戰國末期的秦國,就有身背藥囊,站立在朝班中的侍醫。這還不算過分,因為打那以後,變本加厲的不知有多少呢。出於統治者越來越膨大、永遠也填不滿的政治私欲,他們不僅一般地要求宮廷醫師治病與保健,而且把享樂主義和“萬壽無疆”的神仙理想這些事情也交給了他們。在宮廷裏,禦醫們最重要的職責就是為皇帝的性放縱提供種種醫藥服務,以及為皇帝獲得長生不老研製大內秘丹。遠一些的如漢代的倉公淳於意,他好像知道皇帝的心意,所以不肯進入宮廷做醫官,但倉公不去,皇帝面前未必就無人,漢武帝那麽熱衷長生不死,身邊的禦醫們總會為他提供最好的醫藥條件的。而唐代的孫思邈八十多歲還被唐高宗召入京師,做了一個承務郎,說白了就是皇帝的私人醫藥顧問。唐代皇帝在個人享樂方面的要求和對神仙道教的幻想是出了名的,孫思邈入朝以後,沒聽說過給誰治病,倒是不停地在京城裏談玄論道,個中情由可想而知。近一些的,有明代的宮廷醫師,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歷史上留下名字,是與臭名昭著的嘉靖皇帝、隆慶皇帝,以及獻藥、紅丸這些宮廷鬧劇和醜劇聯繫在一起的。最能看出醫官制度的政治腐敗和文化腐朽的,應該算是明代了。

來源:中國中醫藥報/費振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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獻花 x1 回到頂端 [樓 主] From:台灣中華電信 | Posted:2005-11-07 19:39 |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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