语言教养过时吗？
文／蔡颖卿（台南）

曾几何时，「猪头」、「笨啦」等话，不再被视为一种语言的侮辱，因为连师长们也很习惯用这一类的辞句；曾几何时，语言上的恭谨与精确，在我们的社会中已被当成一种过时的教养.....

七年前的有一天，我去探望一位朋友，应门的是朋友家六年级的二女儿，她为我开门时，我探看内屋，顺口问了一句：「姊姊呢？」小主人俏皮地仰起美丽的脸蛋，笑眼盈盈地回答我：「死了！」


我虽非食古不化，却也一时迎战不了这种新新语言，脑中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，用以回应眼前这个孩子自觉颇具幽默感的话语；这是多年来我头一次感觉到，即使父母都重视教养的家庭，孩子的语言习惯也受到大环境极大的影响与拉扯。

又过几年，当我们再度回到台湾时，这种语言的震撼更加紧密地发生在日常生活中。老大在第一天上学回来的晚餐桌上，苦笑着对我们描述她的惊讶。她说，当她回头对坐在后排的同学微笑时，她的同学面无表情地问道：「你不觉得自己这样没事乱笑很白痴吗？」

其后孩子们也渐渐接受了「猪头」、「笨啦」这一类的话，在此地是不能被认真地视为一种语言的侮辱，因为连师长们也很习惯用这一类的辞句，说的人不仅没有恶意，甚至在某一种更粗糙的语气与用辞里，还夹带着一种推心置腹的宣告：「我没把你当外人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客套虚伪」。

曾几何时，语言上的恭谨与精确在我们的社会中已被当成一种过时的教养，连语言素养应该最严谨的新闻报导也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语法、情绪与大量的赘词，豪华地包装着单薄贫乏的内容，看完一节新闻总让人不禁兴起一种疑问：「那位女主播到底在激动什么？」或是：「我们可不可以说得少一点但说得好一点？」

环顾现今的台湾，语言教育似乎总被狭隘地定义成「外语教育」，提起全民英检，我们就会想起我们的语言教育，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谈吐品质的日趋恶劣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担心；我想谁都无法否认语言教育是智育教育的成果，因此只追求外语能力的增进，而忽略母语素质的提升，无疑是非常舍本逐末的教育方针。

如果我们同意「学贵乎慎始」这样的说法，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承认家庭所能给予孩子的语言教育成效最广、时间也最长，终究说来，父母才是那个真正的语言启蒙师。

我一直都喜欢亲近孩子，跟孩子们说话时我并不特别选用童言童语，也不投其所好的选用所谓的流行语，不管与我交谈的孩子年纪几岁，我总是像尊重一个朋友那样尊重着他们，并且确定自己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有口有心，专注地关心着我想谈话的那个主题或想法，每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孩子也会以我投递给他们的语言方式来回应我，即使是一个前一秒还在胡言乱语跟父母耍赖的孩子，也会转换过他的说话腔调与态度，我因此完全感受到语言的确是一种「互动行为」。

我也曾看过很多大人们喜欢用言语逗弄孩子，他们看起来非常亲爱，但孩子们却往往在这种交谈方式下，故意答非所问地耍起宝来，弄到后来一场谈话不得不嘻闹着结束。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，我每遇这种成人，便冒着得罪朋友之险立刻给予制止，我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，也在提醒每一个大人──我们都有责任为孩子们树立一种良好的语言榜样。

家庭在语言教育上所能有的影响力，除了语言习惯之外，更珍贵的是建立言谈内涵的广度与深度，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，一个家庭如果能在晚餐桌上跟孩子们以好的内容、精确优质的语言进行交谈，对社会是一种很大的贡献，而且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，即使日后到了一个语言素质比较差的环境，他也已经有能力去区别好坏，以及稳固地使用自己的语言轨道来进行沟通了。

我觉得看完这一篇的时候管好别人请管好自己
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要从不会变到会的